文/心臟血管外科 陳建銘醫師
如果這位 23 歲的移工不是在台灣，而是在其他國家，他的結局會不會完全不一樣？這位年輕的移工，遠離家鄉來到台灣工作，收入不高、語言不通、對醫療體系也不熟悉。從健康不平等的角度來看，他其實同時具備了好幾個「高風險標籤」：外籍身分、勞動階級、資訊不足、社會支持系統薄弱。這些條件，往往意味著更晚就醫、更差的治療選擇，甚至被迫放棄治療。然而，這個故事的轉折點在於——他在台灣，而且有全民健康保險。
當他因為胸痛、呼吸困難被送到醫院後，醫療團隊並沒有因為他的身分而有所不同。他接受了完整的檢查、明確的診斷，最後甚至安排了微創心臟手術與 ERAS（加速術後恢復）照護。對一位年僅 23 歲、需要盡快恢復工作能力的移工來說，這樣的治療選擇，不只是醫療進步，更是實質縮小健康不平等的關鍵。如果從社會決定因素的角度來看，健康從來不只是醫療本身的問題，而是被收入、工作型態、社會地位、制度設計層層影響。對移工而言，「能不能請假看醫師」、「手術後多久可以回到工作崗位」、「治療費用會不會造成家庭負擔」，往往比疾病本身還現實。這也是為什麼 ERAS 在這個案例中特別有意義——它不只是讓病人「快一點出院」，而是讓病人有機會更快回到生活軌道，不至於因病陷入更深的經濟與社會困境。
三週後，她順利出院，並且恢復原本的幫傭工作。這看似平凡的一句話，背後其實代表著很多事情。代表他沒有因為一次重大疾病而失去工作，沒有因為醫療費用而陷入債務，也沒有被迫在健康與生計之間做出殘酷的選擇。在討論健康不平等時，我們常會聚焦在「誰比較不健康」，但這個案例提醒我，更重要的問題是：當弱勢族群生病時，社會是否願意提供足夠的支持，讓他們有機會回到原本的生活？健康平權並不代表每個人得到一模一樣的照顧，而是讓每個人「有能力」達到合理的健康狀態。這位移工能夠接受與本地病人相同品質的心臟手術與照護，本身就是一種健康平權的實踐。它讓我意識到，健保制度真正厲害的地方，不只是幫病人付錢，而是降低了「身份」對健康結果的影響。當醫療決策回到「需要」本身，而不是「付不付得起」，健康不平等才有可能被真正縮小。當然，這並不代表健康不平等已經消失。語言隔閡、資訊落差、對制度的不熟悉，仍然是移工面臨的重要問題。這樣的故事，值得被記錄，也值得被反覆討論。
對我來說，這不只是一個成功的醫療案例，而是一個關於「社會選擇什麼價值」的故事。它提醒我，醫療體系不只是治病的地方，也是一個社會是否願意對弱勢伸出援手的縮影。當我們談健康不平等時，這位 23 歲移工的經驗，正好讓抽象的概念，變成一個真實而具體的人生片段。 |
相關聯結
